2020年4月18日，新疆某水泥公司在某財產(chǎn)保險公司投保了“地方性安全生產(chǎn)責任保險”，保險期間自2020年4月19日零時至2021年4月18日二十四時止。被保險人和受益人均為新疆某水泥公司，保費10,416元，保險金額15,500,000元，每人死亡責任限額500,000元，每人傷殘責任限額50,000元，累計責任限額15,500,000元，人身傷亡責任無免賠。

2020年7月4日，新疆某水泥公司員工駱某在維修中受重傷，后經(jīng)搶救無效死亡。2020年7月8日，駱某、易某（駱某二的近親屬）與新疆某水泥公司簽署《死亡賠償協(xié)議》（下稱“賠償協(xié)議”），約定新疆某水泥公司先行墊付108萬元給駱某和易某，兩人將駱某的所有工傷保險待遇權利轉給新疆某水泥公司。與此同時，兩人向財產(chǎn)保險公司出具賠償協(xié)議，載明：已收到新疆某水泥公司對駱某的理賠墊付款108萬元，后續(xù)駱某的安全生產(chǎn)責任險賠償由保險公司賠付給新疆某水泥公司。

保險公司是否應向三位上訴人支付安全生產(chǎn)責任保險死亡保險金302,244元？

從上述相關法律法規(guī)及司法解釋來看，當前我國并未禁止安責險與工傷保險進行“疊加式”雙重賠付，但筆者未找到法院支持安責險與工傷保險進行“疊加式”雙重賠付的司法判例。僅從本案的一審、二審到再審的三個階段分析，再審的高級法院比較認同安責險是 “填補”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所受損失為目的的補償性保險，不支持“疊加式”雙重賠付，這也符合財產(chǎn)保險的損失補償原則。

除了本文開篇介紹的案例外，筆者又檢索了兩個同類案例（法院觀點均與本案再審法院相同），供讀者參閱，如在（2021）浙1123民初1號案件中，法院主張：案涉的保險責任（安全生產(chǎn)事故保險責任）系以被保險人（即原告）對第三者依法應負的損害賠償責任為保險標的的保險，它是以有形或無形財產(chǎn)及相關利益為保險標的的一類補償性保險，屬于廣義財產(chǎn)保險的范疇。在財產(chǎn)保險中，保險人對實際損失應當進行充分的補償，以達到保障的目的；另一方面不能使賠償數(shù)額超過實際損失，使被保險人獲取額外收益而損害保險人的合法權益。此外，在（2020）湘0381民初1828號案例中，法院認為：安全生產(chǎn)責任保險的保險標的是被保險人的法律賠償風險,其受益人應為被保險人,理賠條件是被保險人依法應負的賠償責任，被保險人應在仲裁調解書確定的賠償額扣除工傷保險金負擔的剩余金額內承擔賠償責任。

然而，與安責險不同，司法實踐中，若企業(yè)為員工投保團體意外傷害險，則法院傾向于作出支持員工或其家屬獲得意外傷害保險賠償金與工傷保險金雙重賠付的裁判，該觀點可在2017年第二期的《公報案例》載明的“安民重、蘭自姣訴深圳市水灣遠洋漁業(yè)有限公司工傷保險待遇糾紛案”案件中得到進一步的證實，在該案例中，法院認為用人單位為職工購買商業(yè)性人身意外傷害保險的，不因此免除其為職工購買工傷保險的法定義務。職工獲得用人單位為其購買的人身意外傷害保險賠付后，仍然有權向用人單位主張工傷保險待遇。此外，在（2021）贛0404民初471號、（2020）內04民終1619號及（2021）晉11民終451號等案例中，法院也持有相同的觀點。

在司法實踐中，為什么安責險和團體意外傷害險會有如此不同的裁判結果？筆者試從安責險與工傷保險、雇主責任險及團體意外傷害險之間的區(qū)別著手分析。

結合上述圖表可知，工傷保險屬于強制性保險，為職工繳納工傷保險費是用人單位的法定義務，該法定義務不得通過任何形式予以免除或變相免除，但是工傷保險的缺點為，其賠償標準較低，不足以滿足用人單位風險轉嫁的需求。相對比而言，安責險的保障范圍和保障額度是可以由用人單位自主選擇，可以更好地滿足企業(yè)轉嫁風險的需求。

結合上述圖表可知，安責險的保險標的為企業(yè)對員工或第三方的人身財產(chǎn)負有的經(jīng)濟賠償責任，即安責險以填補企業(yè)因經(jīng)濟賠償責任而產(chǎn)生的損失為限；雇主責任險的保險標的僅為雇主對雇員人身傷害依法承擔的損害賠償責任；意外傷害險的保險標的在性質上不同于前兩項，其保障企業(yè)員工的生命和人身健康，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生命健康的價值及其損害的后果是無法具體量化的。